略。他坐在轮椅上挥手道:“但办法总是有的,槱森的新诗将会让此别开生面!”
槱森就是徐志摩。他和胡适一直通信,前月刚刚从英国回来就被胡适叫道了京城。他一说槱森。大家都看向下巴上还没半根毛的徐志摩,被这么多人审视,徐志摩顿时有些不好意思。胡适见大家这么看着徐志摩,立即咳了几咳,有些痛心疾首的道:“诸君,我们前往不要小看了习惯和语言的重要性!
有道是水土不服,中国要全面西化就一定要革除文言文,同时还要全面清除宗族、农历,同时还要更改国名。共和国也好,民国也罢,反正就不能是大中华国,更不能是中华帝国。这些要做的事情里头,语言是第一重要的!文字反倒无所谓,从小篆到行书,文字若不实行拼音,那改的意义不大。
什么样的语言便有什么样的思想,什么样的思想便有什么样的国人。医学上说病菌的生殖需要环境,同样,思想的生长也需要环境,唯有改变旧有的语言环境。文化才能革新,封建糟粕才能去除、自由民主才能生根落地。所以,在一切要改东西的当中。语言是第一重要的,只要攻破了这一关。那接下来的时代潮流便由我们这些人引领,这正是国粹党章太炎等人死守的原因。
国粹党为了迷惑民众。说什么‘书面用文言文、口头用白话文的习惯古已有之,文白两不相同逾数千年,根本没有改进之必要’。我们千万不能上当,假使事实真的如此,那也应该为反对而反对。以往,我们推行白话小说,比如豫山便写了好几篇白话小说,小说确实写的好,可报纸不让登载,那效果便完全没有了。
所以,短小又绝美的新诗一定能别开生面。为何如此?因为诗是可以口头传咏的,而一篇小说,那怕再简短也是无法传咏。那些老学究不是说文言文很俗吗,不美吗……”
说到这里胡适很不自然的扶了扶眼镜,当时在北大争论文言文白话文时,曾出过两件糗事。一是同为北大教授的黄季刚,谈到白话文和文言文那个更简洁,便举例说‘比如胡适老婆死了,家人发电报报丧,若用文言文,‘妻丧速归’即可;若用白话文,那就要写‘你太太死了,赶快回来’九个字,电报费要多两倍’,此例一举,全场捧腹;
再一件就是为了回击黄季刚的例子,一次讲座上胡适说白话文比文言文更简洁,而后让学生举例,一个北师大的女学生站起说了个成语:‘无能为力’;胡适当即对之曰:四字太费,三个字即可,那就是‘干不了’,全场掌声如雷;可北大终究是坏人多,下一个学生直接念道:‘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’,请先生精简。胡适当即就傻了,一班支持白话文的人士也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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